春节是中国人的大日子。过去，一过就是半个月，正月里从初一到十五，都是过年。有地方兴致高的，整个正月都算是过年，吃喝玩乐整30天。正月初一过去叫元旦，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，然后放假一月，让官员们好好歇着。官员们这一个月吃喝玩乐的花销，基本上取决于送礼。

大宗的送礼是元旦之前就要办完的事情，下属给上司送，地方官给京官送，同僚互送，同年、同乡互相送。有实权的大官小官，自然满盆满罐，但剩下的穷京官，也得捞点余沥，所谓冰敬、炭敬，过年的时候，来的就是炭敬。翰林和中书，没有事可管，官阶又不高，但是过年之前，他们的同乡、同年(同年考上进士的人)中在地方任事者，大抵忘不了送点钱礼，否则这些穷京官是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年的。

明清时，北京消费习惯是一年赊账，年终结算，没有这笔炭敬，别说过年的吃喝，连账都躲不过去。初一之后，人们要走亲访友，当然也断不了要送礼，不过这种时候的送礼，大抵收支相抵。因此，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大抵要忙活两个月，年前一个月忙着送，年后一个月忙着吃和送。

大日子是中国人花钱的日子，因此，别人都可以歇着，唯独商家歇不得。铺子里的伙计，大抵只能在年三十夜里歇一下，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，头顿饺子还不能煮好，非得把所有的饺子煮得开了包，俗称“挣了”才行，图个口彩。年前人们忙送礼，商家忙出货。

古代的人，没有今天的人那么精明，预备礼品也无非是合理搭配，看上去顺眼，过去有种点心匣子，里面各种点心都有点，年节老百姓拎着到处送，有时候，一个匣子转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

官员送礼，不会这样寒酸，即使送物品，也大抵为稀罕玩意，比如鹿脯、飞龙什么的，一般都是直接送银子，清代已经有钱庄了，一张银票就够了。过年是大日子，送礼皇帝不禁，平日专门找人茬儿的御史，此时也不好说什么，因此借这个日子巴结上司，是大好的机会。反过来，这个时候，也是上司大捞一票的好时机。元朝的蒙古上司，喜欢讨礼，明清的汉人官儿不好明讨，改成骂，小骂则皮袍来，大骂则古玩来。对于相当多在乎仕运的官员来说，其实不用骂，礼都会奉上。最大的问题是送什么才能讨上司的欢心，直接送钱当然好，但数目太大，则有贿赂之嫌，送别的就得看上司的喜好了，万一人家讨厌的偏送上去了，不仅花钱费力没讨好，弄不好把现在的官也给丢了。

现在的中国人，过年给上司或者上级机关送礼，勉强也可以算做民俗的一种。所以，每逢过年，上级机关所在的城市，交通都比较拥挤，下面的机关单位，像一起约好了似的，都来汇报工作了，其实主要是为了送点礼。其实，如果这些礼品仅仅限于各地的土特产，倒也无伤大雅，可是，送礼本身，是要与时俱进的，进着进着，就变了味道，从针对整个上级机关的土特产品，变成了针对领导个人的特别孝敬。因此，有些深谙其中三昧的上级领导，每每在年前紧急下令，不许下级机关前来汇报工作，人来不了，自然礼也就上不来了。

毕竟时代进步了，送礼过去是下属官员自己操办，现在都可以商业化运作，交给专门的公司去办。无论多大的官员，只要有爱好，都可以打听出来，按图索骥，得骥上礼便是。这边厢还有专门的公司为你预备礼品，从洋烟洋酒到瑞士名表，从白玉金牛到紫砂陶器，某某年礼品完全手册，想送什么，送什么档次的礼品，为你着想到了家。有段时间，书商们喜欢做金书，我感到奇怪，为什么要做金子的书呢？人家告诉我，送礼呀，官员最喜欢的还是金子，但直接送金子不好，名曰送书，实际送的是金子，皆大欢喜。现在，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官礼市场，存在许多专门吃官礼饭的商家。

人情往来，是民俗也是官俗，官场也是人间，杜绝干净，谅有困难。但是，任由此风劲吹，将人情往来变成仕途的苞苴，且因此形成相当规模的官礼市场，对世情政风，都不是好事情，既败坏了官场，也毁坏了商场。因此，最好对过年的官场送礼，加以刚性限制，限制礼品的含金量，将之限制在象征性的东西上，君子之交，即使不能淡如水，也要清淡一点。此时的监察机关，最好勤快一点，一头盯商家，一头盯官场，如果有人拿出特别的大礼，一查一个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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